(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5年2月号)《长江日报》以武汉市洪山区井冈村为例，展开了一场关于“近郊城市化的道路该怎么走”的讨论，由此我联想到了一个似乎不太相干的问题。

郊区城市化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长期以来，我们熟视无睹。有关组织和部门既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当然也就提不出什么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由于政府的短见和无能，我们正在培养出一批靠向政府“敲竹杠”而迅速致富的“大款”。他们借助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各种简易建筑，在政府的拆迁补偿中“大捞一票”。其后的效仿者，在城市一轮又一轮的“摊大饼”式的扩张中，继续上演回报丰厚的“好戏”。

在这里，我并没有忽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但现在也的确有另外一种并存的现象: 有的大中城市近郊的被征地农民，正在获取他们不应得到的东西。有人千方百计要去谋得一个“非转农”的机会，不就是因为巨大的收益预期使然吗？

政府因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而存在。为此，政府一方面需要推出规范的“以土地换社保”的政策，来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要同步推出包括超前谋划、规划控制、透明运作、顺势引导、法规制约等在内的一揽子办法，使得城市扩张的成本能够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城市要吸纳转移的农民，就必须降低进城的门槛，控制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从而使“以转化农民为实质的城市化”得以顺利进行。如果政府支付了高昂的成本，仅仅是换来了“景观的城市化”，既没有把已无“立锥之地”的被征地农民及时转化为市民，有效纳入城市管理的体制，又为以后更多的农民转化设置了障碍，那岂止是“有趣”，简直就是“愚蠢”了！

背景文章：

近郊城市化的路该怎么走？

话题背景——问题的提出

一些大中城市的近郊在迅速城市化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某种边缘化倾向。虽然，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是，如果处理不好，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有可能会走一些弯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就会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我们的家园建设就可能吃一些“夹生饭”。所以，将洪山区井冈村的实践作为一个活标本提供给大家，供大家探讨。

一个活标本: 井冈村走在城市化大道上

井冈村是典型的“城中之村”，到今天全村没有一分耕地，没有一个从事农业的人口。全村农业人口1021人，常居人口3000多人，暂住人口8000余人。1996年，井冈村成立江宏集团，下设房地产开发公司、建筑工程公司、物业管理租赁公司和商业服务公司。村里还设有治安巡逻队、清洁环卫队、医务室、园林护绿队、暂住人口管理办公室等事业单位。

1996年，新的支部书记上台后，从整治环境着手，开始搞拆违活动并建设新村。到2002年，全村基本上告别脏、乱、差，彻底杜绝了乱搭乱盖现象，居民们住进了经过整体规划的新社区。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全硬化、上下管道按规划、通讯电缆走地下、房前屋后有绿化”，到过这里的人都感叹它的变化大。

值得关注的“城中村现象”

华中科大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余柏春教授:

城市化是我国的国策，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形成了被理论界称为“城中村”的现象。井冈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城中村”。如何解决“城中村”的问题，我想谈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市政府对郊区城市化的道路应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应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和政策。因为“城中村”不仅仅是村里的问题，不是单靠一个村的努力就解决得好的问题。第二个建议，要做专项的“城中村”改造规划。对于全村的土地，要有一个专门的控制性规划，包括土地的使用、开发的强度、环境的治理、整体形象的建设等等。从系统上去完善和提升原来属于农村建制领域的一些问题。近郊城市化之后，原来的农村版图变成了城区，这块土地就不应该还是一个村的概念，居住者也不应该还是一个农民的概念，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社区居委会和居民，然后农民按公司法入股，将来可以分红，实际上村就变成了一个大企业。这要做一个专业的控制性规划设计，而不是做一两个小区就能解决问题的。

正视“城中村”的产权改革

湖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萧德教授:

近年，常有媒体报道说，近郊一些农民“宁愿当村民，不愿农转非”。它反映了近郊城市化过程中一种十分复杂的问题，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随着经济形式转化，所有制转换，管理方式变革出现了新情况。

近郊农村城市化后集体经济如何转制？目前，全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简单的集体制国有化。第二种是保留一点特色，继承一种传统，用现代公司制对原来的集体经济进行改造。前一种模式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十分吻合，还有待判断。后一种模式是股份化，股份化很多时候并没有改变它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全国绝大多数“城中村”实行的是后一种模式。它的特征是对村外参与经济活动实行市场经济，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对村内居民实行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近郊，外来的打工者每月辛辛苦苦只能挣七八百元，而当地村民什么事都不干，一个月下来能分到上千元。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它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们说，改革开放到今天，产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为什么中国绝大多数“城中村”都选择了这种模式？我的理解是，从村干部的角度考虑，很多时候是无奈: 我将你养起来，不指望你干什么，只要你不捣乱就行。深层次的原因有二: 一是村一级的权力有限，二是长期共处形成的情感因素。这个模式的发展前景如何呢？从短期看，这种模式是要肯定的，因为它保障了村民的基本福利，有利于村一级的稳定，进而有利于城市的稳定。从长期看则有些悲观，因为它无法使市场经济的两大要素(即土地和劳动力)进入市场。同时，它也不利于村民积极性的发挥，因为它的前提是，只要你是村民，就可以不劳而获。养懒汉最终会害了一代人。

两种模式尚在探索中，那么，现在该怎么做呢？我想从大的方向讲，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土地成为一种生产要素，要让村民有一种谋生的本领，要慢慢地走向市场。从近期看，要保障绝大多数村民的利益，满足其收益预期，时间长了，就会与城市融为一体了。我不赞成简单地搞国有化，不赞成简单地将村民转为居民，那样对于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来源: 《长江日报》(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