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重要源泉和主要推动力，未来20年的投资发展必须适应与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步骤及措施的要求。因此，投资应有利于经济的较快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投资应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以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为基本目标，投资要更加关注教育、卫生、公共安全、抵御灾害等公共福利和公共事业的建设，投资要带动落后地区、广大农村、西部地区的发展，投资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

适应国内、国际环境变化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要求，我国未来20年投资战略目标可以表述为：正确处理投资发展中的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真正实现资金动员与配置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在投资结构优化和投资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投资的持续、较快、稳定增长。未来投资战略重点首先是培育主导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是促进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的共同发展，重点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再次是推动具有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和创新优势的地区的领先发展；最后是实现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投资战略目标，就要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大力发展股票及债券直接融资；要不断完善公共投资体制，更大程度通过市场和社会公开、民主的形式进行项目决策、审批与建设；要打破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实现区域内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大力推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要改善投资的政策与体制环境，促进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重要源泉和主要推动力，21世纪前20年的投资发展必须适应与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步骤及措施的要求。因此，投资应有利于经济的较快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投资应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以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为基本目标，投资要更加关注教育、卫生、公共安全、抵御灾害等公共福利和公共事业的建设，投资要带动落后地区、广大农村、西部地区的发展，投资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

一、经济发展战略对投资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六大确定本世纪头2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目前已达到的小康水平，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使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将现在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变为较高水平的、比较全面、各种差距的扩大趋势逐步得到扭转的的小康。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重要源泉和主要推动力，未来20年的我国投资发展必须适应与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步骤及措施的要求。

（一）投资要适应发展经济的根本要求

经济增长与投资是紧密相关的，国际经验表明，投资率高的国家往往有较高的增长率，投资率低的国家往往增长率也低。1980－2002年间，世界上94个统计资料完整的国家和地区中，年均GDP增长率在6％以上的只有中国、韩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5个年均投资率在30％以上，几乎涵盖全球这一时间段所有投资率超过30％的国家。这表明从全球范围看，较长时期的高储蓄（投资）率仍然是形成较长期、较高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条件或必要条件。改革以来，我国GDP年均增幅达到9.4％，高居全球第一，相应的年均投资率和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分别达到37％和35％，高增长对高投资的依赖性尤为明显。

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本世纪前20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7.2％，就是说，改革开放4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8.4％。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东亚国家能够接近这一经济成就。由于我国选择了一个有别于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对特殊的长期经济高增长道路，因此，在选择投资发展模式时，就不能不充分考虑这种长期增长的特殊要求。

近年来，我国投资率持续上升是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联系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一是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二是自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小，而经济的外部效益显著，对其它部门的推动作用大。因此，我们倾向于从积极方面评价我国投资率的上升。另外，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深入，我国的投资机会也会不断涌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正是这种投资机会的具体表现。此时，对经济增长的良好预期反而成为高投资率的决定因素。

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经济发展常常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规律性调整和转换而实现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本世纪前20年，我国产业发展将从以数量扩张为主进入以素质提高为主的新阶段，产业发展的任务已不再是追求数量扩张，而是要在产业发展的科技水平和效率上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此，投资必须转变增长方式，从以数量扩张为主转向以提高产业素质和产业增长质量为主。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由短缺转为相对过剩。造成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所以，通过提高资本存量和新增投资的技术水准和使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使之与需求结构的变化相适应是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产业发展的重点将由解决比例失调转向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需要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另一方面需要用先进适用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更新改造，以提升传统产业。

（二）不断增加的就业压力要求投资目标的适时转换

就业是民生之本，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把扩大就业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而放在突出的位置。近几年，我国就业压力逐年增大。2003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4.3％，比2000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估算，目前我国实际城镇失业率在5－6％之间，有专家认为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实际数字可能达到10％左右。本世纪前20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将在1.1亿人左右，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5亿，国有企业富余人员中大约有2500万，非国有企业中大约有1000万，这些都有待于消化。而即使年均经济增长率均达到7.2％，每年新增的工作岗位也只有800多万个，每年劳动力供需差距都将在1000万人以上。未来我国就业形势也会越来越复杂，如失业人员和大量新成长劳动力的并存；下岗职工再就业与农村劳动力进城的碰撞；转轨型失业与经济全球化失业的交汇等等。既有就业机会短缺问题，又有就业环境恶化问题。

尽管经济学理论通常认为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基本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奥肯法则也证明产出变动与失业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数量相关关系――即要让失业率下降，实际GDP增长必须快于潜在GDP增长；但是，奥肯法则仅仅描述的是商业周期中失业与产出的关系，并未考虑某些长期因素的影响。在转轨时期的中国，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也难以避免地造成了下岗﹑失业人口的迅速增加。1996－2003年间，我国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减少了39％，共计4368万人，由此进入了结构性高失业时期。19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而到1990年以后就业弹性系数已下降到0.1左右。我国工业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1979－1985年，工业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为0.82，1986－1990年为0.44，1991－1997年为0.15，而1998－2003年为-0.11 。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力不断下降。

体制型及结构性失业是我国市场化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就业水平并不一定上升，反而可能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纵然可以带来经济效率和高速增长，但是，也会形成较高的失业率，就业弱势群体持续扩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实现更充分意义上的就业。因此，投资增长也就不单纯只是为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也是重要的目标。当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的贫困状态对社会经济稳定造成危胁时，宏观经济政策就有必要进行调整，从强调效率与增长转变到重视公平与就业。投资政策也一样，也要更加关注不断加剧的失业状况，从以刺激经济增长为单一目标逐步过渡到以刺激经济增长和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为共同目标。

（三）高度关注落后地区的投资与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不在城市，而是在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不是在东部，而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不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经济热点区域，而是在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开发型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普遍规律，现在达到的小康水平发展很不平衡，未来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也将具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所以，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局；但是，在我们顺利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前提下，从国家长治久安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考虑，支持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也是大局，而且是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总体小康社会的16项指标中，到2000年已实现13项，但仅剩的3项未实现目标都直接与农村有关。包括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按1990年物价指数，在2000年底应为1200元，实际数字为1066元；全国人均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达75克，但农民人均为70克；全国仍有大部分县没有建成初级医疗保障体系。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小康。

西部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人口占全国的28％，但是，经济总量只有全国的17％。东部的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西部贵州的13倍。西部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西部地区公路网、铁路网的密度分别只有东部地区的19％和22％。西部地区许多乡村还没有通上电，电话普及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西部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公共服务能力严重不足。据国家统计局对小康水平的测算来看，东部基本实现小康，中部则只实现78％，西部更低，仅为56％。因此，中国的小康水平从地区分布上看，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政府投资政策的调整是地区及城乡经济相对协调发展的前提。政府投资对于经济欠发达、资本相对匮乏而自我积累能力较弱的地区来讲意义重大。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后，西部经济与投资发展才出现繁荣景象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讲，欠发达地区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不应成为中央政府的负担，而应视为一种落后地区大发展的机会——一种不进一步拉大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差距，甚至缩小差距的机会。各级政府仍然需要寻求适当的途径支持落后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例如扩大国家预算内投资支出用于落后地区的份额，以及根据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确立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

（四）投资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它应该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发展的目标。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标志着人类享受更好的卫生保健、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更健康的精神生活、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和谐的社会氛围，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与经济增长相比，我国各类社会与文化建设仍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未来的经济发展。

以教育为例，我国国民总体教育水平与科学文化素质偏低，高中低端技术人才数量严重不足，限制了产业结构的提升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问题包括：教育与培训渠道狭窄，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比重偏低，人力资源开发保障机制不力，调动社会多元筹资渠道不畅，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匮乏，区域教育均衡化水平偏低，处境不利人群受教育困难与受教育机会不公平，教育与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对新增劳动力、下岗劳动力和转移劳动力的持续教育与培训缺乏政策统一性、针对性、连贯性等制度性保障，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任务在西部农村仍然艰巨，各种因素造成中小学辍学学生数量剧增等等。

我国国民健康整体水平依然较低，且很不均衡。对发达地区来说，居民关心的问题已经由营养不良、传染病转向与生活方式和环境污染有关的慢性疾病。对欠发达地区来说，营养不良、传染病、地方病，以及较高的婴儿和产妇死亡率仍在威胁居民的健康。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由于一些地区忽视了对公共医疗设施的投入和管理，这些地区曾经被消灭的传染病和地方病又死灰复燃。在广大农村，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旧的合作医疗体系瓦解之后，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合作医疗体系，贫困家庭难以享受起码的医疗服务。在城市，由于医疗费用的大幅度增加和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备，贫困家庭面临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窘境。

任何地区都有可能遇到重大危机事件，我们无法避免灾害的发生，但可以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小。对重大疫情、灾情，国家必须建立一套及时有效的预警和应变机制与设施。面对各种突发事件，如火灾、地震，公共场所发生的爆炸、人员骚乱、恐怖袭击、投毒及其他破坏活动，以及谣言引发的社会恐慌，要能立即进行强有力的处理。上述领域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是或有和隐性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些事件不会发生。这种重大危机事件的处理机制的建设甚至比经济建设本身意义更为重要。如果我们长期忽视这些部门的投资与建设，就可能为此负出沉重的代价，甚至从根本上逆转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破坏业已形成的良好的国内经济发展环境。

（五）投资要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一个将近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等问题，是其它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未曾遇到过的。中国如果模仿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消耗模式进行投资与建设，自已和整个世界都难以承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现在掌握的矿产资源储量中，经济可利用的只占1/3，经济可利用性差和经济意义未确定的占2/3。我国45种主要矿产中有一半以上的资源储量消耗速度大于增长速度，而且找矿难度不断加大、勘探成本越来越高，石油、富铁矿、铜等一些重要矿产进口量不断增加，对国外依存度日趋攀高。按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人均拥有水资源 2000 立方米为严重缺水，而我国9个省（市、区）人均占有水量仅有500立方米。由于长期采取大水漫灌的粗犷经营方式，我国水资源浪费惊人。用水第一大户的农村，普遍的水资源利用率只有40％左右，全国灌溉水利用系数平均仅为0.45，如果将农业灌溉水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那就意味着每年可节水419亿立方米，相当于南水北调东线、中线调水量的总和。工业是我国用水的第二大户，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每炼一吨铁耗水45立方米，水重复利用率80％，而90年代国外水平是7－8立方米和97％。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75－80％。

目前，我国在环境方面仍面临严峻的形势。据水利部门调查，我国现有河流近1/2的河段受到污染，1/10的河长污染严重，水资源失去使用价值。据统计，全国鱼虾绝迹的河段约达2400公里以上。如今，我国因污染而不能饮用的地表水占全部监测水体的40％；对全国118座城市的饮用水调查显示，仅有3％的城市水质清洁。流经城市的河段中，78％不适合作为饮用水源；5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全国64％的人正在使用不合格的水源。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在继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退化在发展。我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60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表土50亿吨；沙化面积达262万平方公里，每年新增沙化面积2400多平方公里。据世界银行估计，目前，中国每年的空气和水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3－8％ 。全部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14％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必须加大投入，而长期以来，由于资金问题，我国的生态工程建设一直投入不足。

二、投资战略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适应国内、国际环境变化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要求，我国本世纪前20年投资战略目标可以表述为：正确处理投资发展中的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实现资金动员与配置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在投资结构优化和投资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投资的持续、较快、稳定增长。到2020年，按2000年价计算的全社会投资完成额达到16万亿元，年均投资率控制在44％左右。

以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投资建设起适应小康社会要求的、相对协调和较为完善的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力争使基础设施投资占国有投资的比例由20世纪后12年平均37％上升到未来十几年平均45％，占GDP的比例由6.9％提高到8％ 。

正确处理资本、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增长，缓解城乡就业压力；在有优势的领域重点投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力争利用15－20年的时间，将我国建设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基地之一。

努力改善投资的体制与政策环境，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核心地区及城市的资本集聚、经济融合与一体化，建立以经济核心区为主体的网络经济体系；努力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相对协调发展；降低外资进入我国的交易成本和体制风险，实现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全方位投资扩张。

构造市场化程度较高、开放程度较高、资金结构较为合理、融资工具趋于多样、监管制度相对完善的银行间接融资体系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体系。建立起民间资本在市场化领域发展主导作用，政府投资在公共部门发挥引导作用，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互为补充、互为依托资金动员与配置体制。

（二）战略阶段

1．“十五”期间

固定资产投资要力求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以推动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最终形成民间投资内生、持续的增长机制。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和服务业，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十五”及以后相当长时期投资发展的重点。借助西部大开发和国债投资扩张，将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放松管制，初步形成各类投资者平等进入、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建立起商业银行信贷管理的激励约束制度，控制投资风险的积累与扩散。

2．“十一五”期间

要加快固定资产投资由数量扩张为主向素质提高为主转变的步伐。在投资的整体素质和效率方面，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传统轻重工业投资仍将有一定的发展，但要用新技术加以改造提高，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投资将逐步取代传统工业的主导地位，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促进具有增长活力和比较优势的经济中心区域的资本集聚与扩散，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与吸引力。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将成为重中之重，治理污染的技术和资金投入将大幅度提高，逐步缓解由于长期经济增长导致的生态环境压力。要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这一时期要特别注意防范由于投资过度扩张引起的银行金融风险和财政债务风险。

3．2011－2020年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各级政府将对社会保障问题更加关心，社会保障事业方面的投资逐渐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完善；资本市场也逐渐发育成熟，居民储蓄水平将有所下降，投资率也将趋于下降。由于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强度减弱，以及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社会投资效益将会显著提高，资本系数趋于下降。投资发展将逐步转到集约型轨道上来。到2020年，我国将建设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与研发基地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起便捷、优质的义务教育设施、卫生医疗设施、文化体育设施和科学普及设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  建设得到重视与加强，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环境质量逐步改善。

三、投资战略重点

21世纪最初20年的投资重点应该反映大众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产业结构升级和培育新兴主导产业的要求；应该有利于化解制约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有利于扩大就业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应该体现顺应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与合作的要求。

（一）培育主导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世纪初投资的主导产业应是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工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这些产业是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为目标的，它们的产品所满足的不仅是少数特定阶层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日益增长的大众需求。近年来，我国的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3倍于GDP的速度增长；2002年，汽车行业已经取代电子通讯行业，成为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之一；从200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已连续三年以较高速度增长。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当汽车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后，将保持长达20-30年的较快增长。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时期，有关研究显示，现有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提高和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将会拉动住宅产业至少20年的较快增长。房地产业具有很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在我国服务业各个行业中，就业吸纳弹性最高的是房地产业，就业吸纳弹性系数将近0.5。信息技术的的频繁创新、广泛应用，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将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旅游接待国，年接待人数超过1.3亿人次，占世界市场总量的8.6％，中国将成为世界第4大旅游客源国，每年向海外输出游客1亿人次，占世界总份额的6.2％。上述投资战略重点的确定符合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和知识化对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促进经济与社会类基础设施的共同发展

“八五”计划以来，我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迅速扩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1989－2001年，我国交通邮电通信、城市公共服务、电力煤气、水利四大行业分别累计完成投资22998亿元、7281亿元、15426亿元和3468亿元，上述投资分别占同期GDP的3.2％、1％、2.2％和0.5％ 。但是，人们真正感受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进展还是在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近几年，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交通更顺畅了、通信更便捷了、城市更漂亮了，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了。当然，持续五年的高强度的国债投资，也带来部分地区经济基础设施有效性不足的问题；还有社会基础设施发展严重不足的问题。由于各地政府普遍存在“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增长、轻发展”，“重眼前、轻长远”的倾向，导致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生活质量的公共事业全面落后于经济增长。有关的研究表明，随着收入的增长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人们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趋于上升。钱纳里根据多国模型模拟了人均收入140美元、560美元和2100美元三个阶段相关产业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其中，基础设施的国内最终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由14％上升到18％，然后再上升到20％。世界银行统计了1990年代低、中、高收入国家交通及通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分别为5.3％、6.8％和9.4％，比例随收入上升而上升。因此，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强度不应减弱，而应在重点上有所调整。

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要有利于社会效益的提高。以水利为例，在兴修水库或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同时，要对现有水系统进行改造，建立合理的用水系统，特别是要治理水环境污染和发展农业节水灌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也应转向环境与生态，应高度重视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继续完善水、电、气等服务设施的同时，城市亟需加强对防范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传染病及其它城市灾害的防灾减灾设施和系统的建设。据《2001－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资料估算，到2020年前后，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约需16－18万亿元，相当于每年平均投入8000－9000亿元，占同期GDP的4％。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必须努力改善与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状况。要以改善投资环境为基本目标，营造一个适宜外来投资者开展商务活动、满足公共事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要求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此，要重点加强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到2020年，医疗卫生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应提高到5％以上，全社会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上升到7％左右，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素质和生命健康的需求。

（三）推动具有创新优势的地区和城市群的领先发展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2003年一季度，苏浙沪 15城市构成的长三角实现的GDP达到 4792.7 亿元，占全国的20.3％；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中山、东莞等 9城市组合的珠三角实现GDP为2311.1 亿元，占全国的 9.8％。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两个三角洲更是全国的领头羊。一季度合计出口 551.2亿美元，占全国总量 63.8％；总共到位外资 82.6亿美元，占全国 63.2％。截止2002年底，长三角累计批准三资企业8万家，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进入长三角。长三角具有市场、人才、城市化及科技开发实力雄厚的优势，吸引外资后发优势明显；珠三角则保持着国际化水平较高、高新技术产业初具规模、机制灵活的长处。本世纪前20年，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经济要素和生产力布局向两大“金三角”集聚的趋势还将继续强化。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区域竞争优势的形成在于其拥有强大的集聚和扩散功能。作为区域的经济中心来说，其特点在于以城市的优势环境和条件（服务能力、基础设施、信息交换等）吸引众多企业及社会经济各部门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集聚。同时，由于大量企业、机构的集聚，进而对各种资源要素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增强了集聚能力，也带动和提高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因此，推动具有创新优势的地区和城市的领先投资对于保持国际竞争能力、增强全局经济活力、扩大劳动就业机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四）实现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近几年，国债投资扩张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即使将来长期建设性国债停止发行，中央政府仍然会寻求长效的途径与机制支持西部的开发与建设，如可能采取扩大国家预算内投资支出用于西部地区的份额，以及根据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确立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等办法。为了进一步改善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政府资金仍要重点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建设。但是，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在一定时期之后要作适当调整，要从以建设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为主，转向以改善西部地区的要素禀赋条件为基本目标，促进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形成与转化。今后一段时期，将继续增加西部地区电力、供水、供气、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国债投资，为西部更多的人群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及卫生设施、没有污染的电力和便捷的城市交通系统。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普惠式”的投资方式不可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因此，要增大西部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例如，西安、成都、重庆等城市及周边地区）的财政投资强度，使这些地区尽快发展为西部的经济增长平台，吸引国内外资金、人才的流入。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内部创新因素的培育，对区域内产业进行重组与规模化，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减少对资源的过份依赖和过度开采，减轻生态环境压力。缓解西部地区人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西部开发的关键问题。在大规模封山育林、退耕还草、涵养水源、治理荒漠化的同时，必须解决相关地区的生态移民问题。只有为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寻求新的出路与发展空间，西部生态环境的破坏才会得到根本性的遏制。政府及民间投资的重点可能会适当转向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形成适宜移民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为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创造可能性。

四、实施投资战略的主要措施

（一）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1993-2003年，我国国内储蓄率基本保持在40%以上，平均储蓄率高达 41.5%（储蓄率为总储蓄占 GDP 的比例，总储蓄等于 GDP 减去最终消费）。到2003年底，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22 万亿元，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 5万亿元。尽管商业银行调整资产结构，扩大了国债的持有比重，部分消化了存贷差，但是这仍然不足以解释贷款与存款差额不断拉大的趋势。由于现有的其他融资渠道相对较弱或缺乏必要的融资渠道，银行信贷仍然是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途径。存贷差不断扩大说明商业银行信贷不畅导致资金大量沉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并不充分。

单纯依靠银行间接融资的方式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不利于分散市场风险，也不利于市场监督。大力发展股票及债券直接融资则具有广阔的前景。我国债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潜力非常大。从国际比较看，美国的股票市值相当于GDP的168％，债券相当于143％；日本的股票为GDP的96％，债券为136％；欧盟15国股票为GDP的92％，债券为82％；全球统计债券相当于GDP的95％。而2001年年末，我国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托管的债券，再加上凭证式国债，共计为27941亿元，债券总值相当于同期GDP的29％。根据国际经验看，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应从政策上改变对企业债券的歧视态度，从深层制度上消除对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约束，为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债券市场的培育与成长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纯强调市场发展，而不顾市场风险存在，或是反之都是不可取的。需要在宏观政策扶持、政府职能转变、微观基础建立、法律法规制定、市场风险控制、中介机制完善等诸方面取得进展。要建立健全企业债券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更大程度上通过市场自律机制约束市场各方行为，使政府从无限风险责任中解脱出来。

（二）完善政府的公共投资体制

长期以来，政府投资过多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热衷于各类形象工程、标志性工程及政绩工程，而那些外部性强、涉及广泛公共利益、真正需要政府投入的领域却被忽视了。在目前的政治体制和政绩评价机制引导下，政府的直接投资及管理活动或者“越位”，或者“失位”，却永远无法真正“到位”。要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官员只唯上、不唯下的问题，促使他们关心国计民生的大事情，就必须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符合“三个代表”的科学、合理的政绩评价标准与机制。对于一个地区主管领导的政绩评价不是看他修了多宽的道路，盖了多少幢标志性建筑；而是要看这个地区的领导在解决就业难题，促进教育、卫生、环保等公共事业发展，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及区域壁垒等方面作出了多大贡献。

问题的关键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公权的作用范围，更大程度通过市场和社会公开、民主的形式进行项目决策、审批与建设，公众与社会的参与是保证公共投资符合公共需求的必须保证。要打破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对于决策权的垄断，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投资信息，都要公之于众。要解决公共投资领域责权失衡问题，必须实行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对于由于错误决策导致经济、政治、社会、道义等诸方面不良后果，决策者必须承担法律、行政、道义责任。要加强和完善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以法律明确政党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行政监察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的职权范围，扩大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依法保障公共投资权力的廉洁和高效。

（三）促进民间投资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大约在53％左右，而政府投资及带有政府色彩的国有企业投资比例已下降为不到一半。从国际比较看，1959－2001年间，美国私人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平均为80％，绝大多数年份私人投资占比在75－85％之间。1980－2000年间，日本私人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平均为73％，绝大多数年份私人投资占比在70％以上。1950－2001年间，瑞典私人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平均为87％，绝大多数年份私人投资占比在80－90％之间。可见，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私人或民间投资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是经济与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民间资本的积累将迅速增加，民间投资进入领域也会增多，预计到2020年，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可以达到65％左右，而政府投资及带有政府色彩的国有企业投资比例下降到35％左右。

促进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就要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改善投资的政策与体制环境。无论是民营经济还是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只要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对规模经济标准、质量技术标准、环境保护标准，以及城乡建设用地规划等方面的要求，就有进入相关产业的权利。为了保障投资进入的质量，可以采取稳妥的、逐渐降低进入门槛的办法来严格把握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资格。目前，民间资本对投资环境的要求，已经转向减少交易成本、降低经营风险、保护合法权益、有利于提高竞争力等方面。单靠政策优惠竞争吸引民间投资已经远远不够，建设一个透明、稳定、高效的投资环境是当务之急。民间经济拥有巨大的资本供求的能力，可以为我国资本市场提供持久发展的能量。应当鼓励民营资本借助资本市场、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多种资本经营方式入主金融业；应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的地区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建地方中小银行，填补国有金融业留下的巨大市场空白，发挥民营金融机构的地缘优势与增长活力，降低对当地中小企业贷款的交易成本。

（四）推进地区及城市经济的一体化

长三角和珠三角是近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圈，但是，这两个地区仍然存在内部横向经济联系不强，产业升级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内耗竞争和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以长三角为例，在相距不远的15个城市中，有11个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业，有8个城市选择石化产业，有12个城市选择通信产业为支柱产业。受行政区域的限制，这一地区生产要素还不能自由流动，区域间的基础设施还处于分割状态。因此，目前我国应大力推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打破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废除阻碍统一市场形成的各种规定，实现区域内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促进跨地区的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应实现共享，产业分工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专业配套的链条。应以信息化建设为重点，共同建设综合性或专业性的信息交换平台。

在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下，投资决策是由具有风险责任约束能力的投资主体作出的，投资热潮中产生的重复建设在一定意义上还有利于市场竞争，有利于优胜劣汰。但是，由于体制分割、行政垄断和政府干预造成的重复建设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损失与浪费，并对民间投资产生错误的导向。目前，CBD（中央商务区）是许多政府关注的投资热点。全国几十个城市都要搞CBD，也不管自己的城市有无经济实力、国际吸引力和足够量的客户群。信息产业领域的一个热点是“光谷”建设。自2000年武汉提出建设“中国光谷”计划后，广州、长春、上海、大连、深圳等十几个城市也提出了类似构想。这种不顾自身的基础和优势，盲目跟风，什么热就搞什么的作法，成功的概率很低。城市只有通过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技术、资本、服务、基础设施以及知识向本地区的集中，才会产生适宜某些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外部性和网络体系。在此基础上，城市之间通过构造合理有效的产业分工格局，发挥各自的区位优势，联合投资开发产品、项目、技术和资源，共同投资保护区域内的知识产权和生态环境，才能最终避免各式各样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五）继续扩大利用外资

加入WTO之后，我国利用外资已出现一些新的趋势。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企业比较集中的领域，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产业的企业投资增长速度会明显加快。由于中国采取了鼓励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政策，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资本含量明显提高，在中国国内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的投资项目也会大量增加。随着相关法规和政策的逐步完善，参股、收购、相互持股等各种形式的跨国购并将成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之一。外资并购的焦点更多地瞄准了高门槛行业。越是门槛高的行业或企业，越容易引起外资的高度关注。一是目前关税程度较高的行业，如汽车行业、以燃油为主产品的化工行业等。二是目前政策禁止或严格限制外商投资的服务业，包括公用事业、金融服务业、电信业等。随着特殊经济区域的特殊政策逐步取消，其他地区的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以及内销型外资企业的大量增加，外资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活动重心将逐步发生转移。原有特殊经济区域以外地区的外资企业将会明显增加。

外资流入趋势的变化为我国本世纪前20年投资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和机遇，对于龙头产业、优势区域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为适应这一转变，中国应扩大服务业即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减少目前属于限制类（不完全开放）和禁止类（不开放）的服务行业数量，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应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基础设施、传统行业技术改造、环境保护和出口创汇等行业和项目。在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利用外资优势的同时，大力引导和鼓励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参与正在实施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拓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空间。允许外资采用购并方式进入，参与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可以把开放与改革结合起来，盘活现有企业的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并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在税收等方面对外商投资企业一直实行的是超国民待遇政策。今后在一定的时期内，我国利用外资政策要从税收激励机制为主的优惠政策转向以公平竞争机制为主的规则政策。未来政府应通过外资法规的调整使外资立法符合WTO的规则和我国对外所做出的承诺，增强外资法规的透明度、规范性和完备性，从而建立和完善统一公平的市场竞争法律环境，保护国内外投资各方的利益，促进和保护合理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