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投资表示出较为明显的异动现象，1-2月份，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3287亿元，同比增长了53%。投资的迅猛增长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担忧。应该说，此轮投资高涨始于2003年，当年全社会投资增长了26.7%，固定资产投资率达到47.1%，高于1993年投资过热时期近10个百分点。从1997年至今，固定资产投资率以每年2.3个百分点的幅度提高，目前已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点。在投资增长大幅度超前于经济增长以及投资率不断上升的同时，近年来消费率不断下降。2003年，在支出法GDP中，最终消费率仅为55.4%，是改革以来的最低值，与此同时，资本形成率[1]却高达42.9%，仅次于1993年的43.5%。从表象上看，当前投资率过高不仅造成了经济波动，而且带来了消费率下降，因此，降低投资率是必然的选择。但是，深入研究，问题却并不那样简单。总的来讲，投资率有其自身的运动轨迹及合理性，是由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的。

我们必须把投资率的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区分开来，分析其中不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对什么是适度的投资率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改革以来，每一次经济高速增长期，我国的投资增长均超前于经济增长，因而带来投资率迅速上升。1985年投资率第一次超过了30%，1993年投资率上升到38%，而2003年投资率更不可思议地达到了47%。投资率上述变化是我国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具体体现，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经济过热时期投资率大幅提高也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其一，投资过热很容易导致重要商品或服务的“瓶颈”出现。2004年以来，我国煤电油运紧张。煤炭社会库存量下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水平，到5月底，全国直供电厂存煤平均仅够8天左右，远低于正常水平。目前，全国24个省级电网出现拉限电情况。其中华东、华中地区供需矛盾更为突出。前5个月铁路请车满足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上年同期52%的水平。其二，我国的投资膨胀通常是体制性的。例如，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在这一轮投资热潮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片面政绩观的支配下，各级政府通过各式各样的土地、税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惠条件招商引资，以扩大本地的经济总量。各地的招商引资大战实际上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政府行为相当大程度上扭曲了市场信号，从而实际上误导了企业的预期。企业市场行为的扭曲进一步刺激了从原材料工业到加工工业等行业非理性投资冲动，加大了相关产业的投资过热。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活动缺少必要的约束机制，导致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建与开发区投资往往成为超越当地经济发展需要、恶性透支未来的无限制扩张。从上述情况分析，在我国历次经济高涨阶段，投资率的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合理的。试想，如果没有几次投资过热，我国的投资率是不可能上升到现在的水平的。因此，从短期角度讲，采取多种调控手段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和投资率上升十分必要。

但是，从长期趋势进行分析，我们还需要在不定时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国外关于储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研究非常多。例如：曼昆对15个国家1960-1991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研究表明：“增长与投资之间是相关的，把GDP中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有高的增长率，把GDP中一小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增长率也低。”“根据对经济增长的国际数据的研究，提高储蓄率可以在几十年时期内引起相当高的增长。”[2]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发展也说明了储蓄和投资的重要性。萨缪尔森说过，“当一国储蓄较多时，其资本存量就会迅速增长，从而使潜在产出能力迅速提高。而当一国的储蓄率较低时，它的设备和工厂就会变得陈旧，基础设施就会开始变得破旧不堪。”[3]尽管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率高、储蓄率低有其特殊原因，例如：这些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减弱了人们为困难时期进行储蓄的必要性，这些国家资本市场活跃，使人们很容易借到钱，而不必过多储蓄；但是，储蓄率低仍然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普遍担忧和警惕的事情，因为，储蓄率过低对收入的持续增长不利，对机械设备的更新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不利。

储蓄（投资）率的增加是不是有一个极限呢？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即随着资本存量增加，从增加的一单位资本中生产的额外产量趋于减少。此时，资本—产出比例迅速上升，增长代价提高，增长速度放慢。所以，从经济增长效率上考虑，由于资本收益递减效应的存在，储蓄率增加所引起的高增长并非无限的。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储蓄（投资）率的增加和消费率的下降的极限的确定是一个市场抉择的过程，它还取决于市场上投资机会的多少。良好的投资机会意味着较高的收益率，甚至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和起飞阶段，非常高的投资率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而不致耗尽投资机会。”[4]

从国际经验看，增长与投资之间也是紧密相关的。1980-2002年间，世界上94个统计资料完整的国家和地区中，年均GDP增长率在6%以上只有中国、韩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在这7个国家中，其中又有5个年均投资率在30%以上，几乎涵盖全球这一时间段所有投资率超过30%的国家。这表明从全球范围看，较长时期的高储蓄（投资）率仍然是形成较长期、较高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条件或必要条件。改革以来，我国GDP年均增幅达到9.4%，高居全球第一，相应的年均投资率也达到31.4%，高增长对高投资的依赖性尤为明显。

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未来20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7%，改革以后4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8.4%。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东亚国家能够接近这一经济成就。由于未来我国选择了一个有别于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对特殊的长期经济高增长道路，因此，在选择投资发展模式时，就不能不充分考虑这种长期增长的特殊要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大多数国家——无论是低收入国家还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方式选择较高的消费率，都可能导致消费率上升并维持在较高水平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下降并保持在较低水平。而这种局面是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相背离的。近年来，我国投资率持续上升是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联系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在于，其一，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其二，自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小，而经济的外部效益显著，对其它部门的推动作用大。因此，我们倾向于从积极方面评价我国投资率的上升。另外，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深入，我国的投资机会也会不断涌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正是这种投资机会的具体表现。此时，对经济增长的良好预期反而成为高投资率的决定因素。

根据经济增长的既定目标，“十一五”时期我国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即使投资率有所下降，也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之上。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投资率存在一个从低到高上升、然后再从高到低下降并趋于相对稳定的演变过程，整个过程类似一条平缓的“马鞍型” 曲线；消费率演变过程则呈现与投资率相反的、“倒马鞍型”曲线。投资率和消费率这一演变进程是由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的。在我国人均收入尚未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上中等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居民消费结构尚未由以食品和工业制品消费为主的结构，向服务类产品消费为主的新结构转换之前，出现投资率显著由升转降、消费率由降转升的可能性不大。到2003年，我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均已接近历史最高位或最低位，预计“十一五”时期投资率和消费率仍将呈现小幅上下调整和振荡。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保持投资—消费高比例也容易导致经济过热、产品过剩和通货紧缩。与相对薄弱的消费需求基础相比，我国当前许多行业的投资扩张是缺少市场支撑的。为避免新一轮的产品过剩和市场疲软，必须大力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消费率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十分必要。

当前，制约我国消费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在于：第一，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的同时，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养老、失业、医疗等本应由政府支出或社会保险的领域转而需要大量个人支出。除少数官员和公务员以外，几乎全社会都需要认真面对未来可能到来的潜在危机和风险。增加储蓄和减少现期消费成为必然的选择。第二，近年来，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财富不断集中。1985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为1.8:1，而到2002年差距已拉大到3.1:1。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穷人的消费能力不足成为严重制约当前消费增长和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原因。第三，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部门过度退出或逃避责任，导致相关个人支出迅速增加，民众不得不节制其它方面的消费，从而出现“消费排挤（抑制）消费”现象的出现。第四，农民也存在子女教育、建房储蓄、防病养老等方面预期支出增加的负担，加上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增长明显落后于城市。

由于消费体制与政策障碍的存在，消费率难以提高，而储蓄率却迅速上升；在民间投资需求乏力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连年发债，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引导民间投资增长，以吸收过度的储蓄增长，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因此，目前的高投资率也是一种无奈和不得以的选择。消费率的下降反而成为了投资率上升的原因。从现在到“十一五”的7年中，随着我国社会保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更加规范与合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的趋势得到抑制，我国最终消费率提高将是可能的，而消费率的适度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和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国际经验表明，即使与适应经济较快增长要求的东亚国家相比，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也可以提高5-8个百分点，促进消费增长的余地仍然比较大。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最终消费率将保持在63%以下，而资本形成率则保持在37%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率则可能维持在3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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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资本形成额=固定资本形成额+存货增加，

[2] 曼昆：《经济学原理》（下册），P152-15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P341，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4]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P122，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