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重要源泉和主要推动力，21世纪前20年的投资发展必须适应与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步骤及措施的要求。因此，投资应有利于经济的较快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投资应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以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为基本目标，投资要更加关注教育、卫生、公共安全、抵御灾害等公共福利和公共事业的建设，投资要带动落后地区、广大农村、西部地区的发展，投资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
一、经济发展战略对投资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六大确定本世纪头2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目前已达到的小康水平，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使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将现在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变为较高水平的、比较全面、各种差距的扩大趋势逐步得到扭转的的小康。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重要源泉和主要推动力，未来20年的我国投资发展必须适应与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步骤及措施的要求。
（一）投资要适应发展经济的根本要求
经济增长与投资是紧密相关的，国际经验表明，投资率高的国家往往有较高的增长率，投资率低的国家往往增长率也低。1980－2002年间，世界上94个统计资料完整的国家和地区中，年均GDP增长率在6％以上的只有中国、韩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5个年均投资率在30％以上，几乎涵盖全球这一时间段所有投资率超过30％的国家。这表明从全球范围看，较长时期的高储蓄（投资）率仍然是形成较长期、较高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条件或必要条件。改革以来，我国GDP年均增幅达到9.4％，高居全球第一，相应的年均投资率和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分别达到37％和35％，高增长对高投资的依赖性尤为明显。
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本世纪前20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7.2％，就是说，改革开放4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8.4％。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东亚国家能够接近这一经济成就。由于我国选择了一个有别于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对特殊的长期经济高增长道路，因此，在选择投资发展模式时，就不能不充分考虑这种长期增长的特殊要求。
近年来，我国投资率持续上升是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联系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一是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二是自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小，而经济的外部效益显著，对其它部门的推动作用大。因此，我们倾向于从积极方面评价我国投资率的上升。另外，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深入，我国的投资机会也会不断涌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正是这种投资机会的具体表现。此时，对经济增长的良好预期反而成为高投资率的决定因素。
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经济发展常常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规律性调整和转换而实现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本世纪前20年，我国产业发展将从以数量扩张为主进入以素质提高为主的新阶段，产业发展的任务已不再是追求数量扩张，而是要在产业发展的科技水平和效率上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此，投资必须转变增长方式，从以数量扩张为主转向以提高产业素质和产业增长质量为主。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由短缺转为相对过剩。造成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所以，通过提高资本存量和新增投资的技术水准和使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使之与需求结构的变化相适应是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产业发展的重点将由解决比例失调转向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需要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另一方面需要用先进适用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更新改造，以提升传统产业。
（二）不断增加的就业压力要求投资目标的适时转换
就业是民生之本，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把扩大就业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而放在突出的位置。近几年，我国就业压力逐年增大。2003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4.3％，比2000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估算，目前我国实际城镇失业率在5－6％之间，有专家认为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实际数字可能达到10％左右。本世纪前20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将在1.1亿人左右，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5亿，国有企业富余人员中大约有2500万，非国有企业中大约有1000万，这些都有待于消化。而即使年均经济增长率均达到7.2％，每年新增的工作岗位也只有800多万个，每年劳动力供需差距都将在1000万人以上。未来我国就业形势也会越来越复杂，如失业人员和大量新成长劳动力的并存；下岗职工再就业与农村劳动力进城的碰撞；转轨型失业与经济全球化失业的交汇等等。既有就业机会短缺问题，又有就业环境恶化问题。
尽管经济学理论通常认为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基本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奥肯法则也证明产出变动与失业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数量相关关系――即要让失业率下降，实际GDP增长必须快于潜在GDP增长；但是，奥肯法则仅仅描述的是商业周期中失业与产出的关系，并未考虑某些长期因素的影响。在转轨时期的中国，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也难以避免地造成了下岗﹑失业人口的迅速增加。1996－2003年间，我国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减少了39％，共计4368万人，由此进入了结构性高失业时期。19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而到1990年以后就业弹性系数已下降到0.1左右。我国工业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1979－1985年，工业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为0.82，1986－1990年为0.44，1991－1997年为0.15，而1998－2003年为-0.11[①]。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力不断下降。
体制型及结构性失业是我国市场化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就业水平并不一定上升，反而可能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纵然可以带来经济效率和高速增长，但是，也会形成较高的失业率，就业弱势群体持续扩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实现更充分意义上的就业。因此，投资增长也就不单纯只是为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也是重要的目标。当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的贫困状态对社会经济稳定造成危胁时，宏观经济政策就有必要进行调整，从强调效率与增长转变到重视公平与就业。投资政策也一样，也要更加关注不断加剧的失业状况，从以刺激经济增长为单一目标逐步过渡到以刺激经济增长和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为共同目标。
（三）高度关注落后地区的投资与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不在城市，而是在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不是在东部，而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不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经济热点区域，而是在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开发型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普遍规律，现在达到的小康水平发展很不平衡，未来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也将具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所以，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局；但是，在我们顺利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前提下，从国家长治久安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考虑，支持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也是大局，而且是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总体小康社会的16项指标中，到2000年已实现13项，但仅剩的3项未实现目标都直接与农村有关。包括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按1990年物价指数，在2000年底应为1200元，实际数字为1066元；全国人均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达75克，但农民人均为70克；全国仍有大部分县没有建成初级医疗保障体系。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小康。
西部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人口占全国的28％，但是，经济总量只有全国的17％。东部的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西部贵州的13倍。西部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西部地区公路网、铁路网的密度分别只有东部地区的19％和22％。西部地区许多乡村还没有通上电，电话普及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西部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公共服务能力严重不足。据国家统计局对小康水平的测算来看，东部基本实现小康，中部则只实现78％，西部更低，仅为56％。因此，中国的小康水平从地区分布上看，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政府投资政策的调整是地区及城乡经济相对协调发展的前提。政府投资对于经济欠发达、资本相对匮乏而自我积累能力较弱的地区来讲意义重大。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后，西部经济与投资发展才出现繁荣景象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讲，欠发达地区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不应成为中央政府的负担，而应视为一种落后地区大发展的机会——一种不进一步拉大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差距，甚至缩小差距的机会。各级政府仍然需要寻求适当的途径支持落后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例如扩大国家预算内投资支出用于落后地区的份额，以及根据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确立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
（四）投资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它应该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发展的目标。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标志着人类享受更好的卫生保健、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更健康的精神生活、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和谐的社会氛围，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与经济增长相比，我国各类社会与文化建设仍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未来的经济发展。
以教育为例，我国国民总体教育水平与科学文化素质偏低，高中低端技术人才数量严重不足，限制了产业结构的提升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问题包括：教育与培训渠道狭窄，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比重偏低，人力资源开发保障机制不力，调动社会多元筹资渠道不畅，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匮乏，区域教育均衡化水平偏低，处境不利人群受教育困难与受教育机会不公平，教育与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对新增劳动力、下岗劳动力和转移劳动力的持续教育与培训缺乏政策统一性、针对性、连贯性等制度性保障，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任务在西部农村仍然艰巨，各种因素造成中小学辍学学生数量剧增等等。
我国国民健康整体水平依然较低，且很不均衡。对发达地区来说，居民关心的问题已经由营养不良、传染病转向与生活方式和环境污染有关的慢性疾病。对欠发达地区来说，营养不良、传染病、地方病，以及较高的婴儿和产妇死亡率仍在威胁居民的健康。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由于一些地区忽视了对公共医疗设施的投入和管理，这些地区曾经被消灭的传染病和地方病又死灰复燃。在广大农村，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旧的合作医疗体系瓦解之后，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合作医疗体系，贫困家庭难以享受起码的医疗服务。在城市，由于医疗费用的大幅度增加和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备，贫困家庭面临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窘境。
任何地区都有可能遇到重大危机事件，我们无法避免灾害的发生，但可以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小。对重大疫情、灾情，国家必须建立一套及时有效的预警和应变机制与设施。面对各种突发事件，如火灾、地震，公共场所发生的爆炸、人员骚乱、恐怖袭击、投毒及其他破坏活动，以及谣言引发的社会恐慌，要能立即进行强有力的处理。上述领域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是或有和隐性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些事件不会发生。这种重大危机事件的处理机制的建设甚至比经济建设本身意义更为重要。如果我们长期忽视这些部门的投资与建设，就可能为此负出沉重的代价，甚至从根本上逆转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破坏业已形成的良好的国内经济发展环境。
（五）投资要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一个将近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等问题，是其它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未曾遇到过的。中国如果模仿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消耗模式进行投资与建设，自已和整个世界都难以承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现在掌握的矿产资源储量中，经济可利用的只占1/3，经济可利用性差和经济意义未确定的占2/3。我国45种主要矿产中有一半以上的资源储量消耗速度大于增长速度，而且找矿难度不断加大、勘探成本越来越高，石油、富铁矿、铜等一些重要矿产进口量不断增加，对国外依存度日趋攀高。按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人均拥有水资源 2000 立方米为严重缺水，而我国9个省（市、区）人均占有水量仅有500立方米。由于长期采取大水漫灌的粗犷经营方式，我国水资源浪费惊人。用水第一大户的农村，普遍的水资源利用率只有40％左右，全国灌溉水利用系数平均仅为0.45，如果将农业灌溉水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那就意味着每年可节水419亿立方米，相当于南水北调东线、中线调水量的总和。工业是我国用水的第二大户，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每炼一吨铁耗水45立方米，水重复利用率80％，而90年代国外水平是7－8立方米和97％。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75－80％。
目前，我国在环境方面仍面临严峻的形势。据水利部门调查，我国现有河流近1/2的河段受到污染，1/10的河长污染严重，水资源失去使用价值。据统计，全国鱼虾绝迹的河段约达2400公里以上。如今，我国因污染而不能饮用的地表水占全部监测水体的40％；对全国118座城市的饮用水调查显示，仅有3％的城市水质清洁。流经城市的河段中，78％不适合作为饮用水源；5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全国64％的人正在使用不合格的水源。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在继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退化在发展。我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60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表土50亿吨；沙化面积达262万平方公里，每年新增沙化面积2400多平方公里。据世界银行估计，目前，中国每年的空气和水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3－8％[②]。全部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14％[③]。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必须加大投入，而长期以来，由于资金问题，我国的生态工程建设一直投入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