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投资战略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适应国内、国际环境变化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要求，我国本世纪前20年投资战略目标可以表述为：正确处理投资发展中的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实现资金动员与配置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在投资结构优化和投资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投资的持续、较快、稳定增长。到2020年，按2000年价计算的全社会投资完成额达到16万亿元，年均投资率控制在44％左右。

以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投资建设起适应小康社会要求的、相对协调和较为完善的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④]。力争使基础设施投资占国有投资的比例由20世纪后12年平均37％上升到未来十几年平均45％，占GDP的比例由6.9％提高到8％[⑤]。

正确处理资本、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增长，缓解城乡就业压力；在有优势的领域重点投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力争利用15－20年的时间，将我国建设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基地之一。

努力改善投资的体制与政策环境，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核心地区及城市的资本集聚、经济融合与一体化，建立以经济核心区为主体的网络经济体系；努力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相对协调发展；降低外资进入我国的交易成本和体制风险，实现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全方位投资扩张。

构造市场化程度较高、开放程度较高、资金结构较为合理、融资工具趋于多样、监管制度相对完善的银行间接融资体系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体系。建立起民间资本在市场化领域发展主导作用，政府投资在公共部门发挥引导作用，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互为补充、互为依托资金动员与配置体制。

（二）战略阶段

1．“十五”期间

固定资产投资要力求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以推动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最终形成民间投资内生、持续的增长机制。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和服务业，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十五”及以后相当长时期投资发展的重点。借助西部大开发和国债投资扩张，将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放松管制，初步形成各类投资者平等进入、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建立起商业银行信贷管理的激励约束制度，控制投资风险的积累与扩散。

2．“十一五”期间

要加快固定资产投资由数量扩张为主向素质提高为主转变的步伐。在投资的整体素质和效率方面，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传统轻重工业投资仍将有一定的发展，但要用新技术加以改造提高，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投资将逐步取代传统工业的主导地位，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促进具有增长活力和比较优势的经济中心区域的资本集聚与扩散，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与吸引力。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将成为重中之重，治理污染的技术和资金投入将大幅度提高，逐步缓解由于长期经济增长导致的生态环境压力。要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这一时期要特别注意防范由于投资过度扩张引起的银行金融风险和财政债务风险[⑥]。

3．2011－2020年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各级政府将对社会保障问题更加关心，社会保障事业方面的投资逐渐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完善；资本市场也逐渐发育成熟，居民储蓄水平将有所下降，投资率也将趋于下降。由于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强度减弱，以及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社会投资效益将会显著提高，资本系数趋于下降。投资发展将逐步转到集约型轨道上来。到2020年，我国将建设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与研发基地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起便捷、优质的义务教育设施、卫生医疗设施、文化体育设施和科学普及设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⑦] 建设得到重视与加强，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环境质量逐步改善。

三、投资战略重点

21世纪最初20年的投资重点应该反映大众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产业结构升级和培育新兴主导产业的要求；应该有利于化解制约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有利于扩大就业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应该体现顺应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与合作的要求。

（一）培育主导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世纪初投资的主导产业应是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工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这些产业是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为目标的，它们的产品所满足的不仅是少数特定阶层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日益增长的大众需求。近年来，我国的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3倍于GDP的速度增长；2002年，汽车行业已经取代电子通讯行业，成为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之一；从200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已连续三年以较高速度增长。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当汽车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后，将保持长达20-30年的较快增长。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时期，有关研究显示，现有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提高和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将会拉动住宅产业至少20年的较快增长。房地产业具有很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在我国服务业各个行业中，就业吸纳弹性最高的是房地产业，就业吸纳弹性系数将近0.5。信息技术的的频繁创新、广泛应用，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将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旅游接待国，年接待人数超过1.3亿人次，占世界市场总量的8.6％，中国将成为世界第4大旅游客源国，每年向海外输出游客1亿人次，占世界总份额的6.2％。上述投资战略重点的确定符合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和知识化对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促进经济与社会类基础设施的共同发展

“八五”计划以来，我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迅速扩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1989－2001年，我国交通邮电通信、城市公共服务、电力煤气、水利四大行业分别累计完成投资22998亿元、7281亿元、15426亿元和3468亿元，上述投资分别占同期GDP的3.2％、1％、2.2％和0.5％[⑧]。但是，人们真正感受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进展还是在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近几年，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交通更顺畅了、通信更便捷了、城市更漂亮了，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了。当然，持续五年的高强度的国债投资，也带来部分地区经济基础设施有效性不足的问题；还有社会基础设施发展严重不足的问题。由于各地政府普遍存在“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增长、轻发展”，“重眼前、轻长远”的倾向，导致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生活质量的公共事业全面落后于经济增长。有关的研究表明，随着收入的增长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人们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趋于上升。钱纳里根据多国模型模拟了人均收入140美元、560美元和2100美元三个阶段相关产业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其中，基础设施的国内最终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由14％上升到18％，然后再上升到20％[⑨]。世界银行统计了1990年代低、中、高收入国家交通及通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分别为5.3％、6.8％和9.4％，比例随收入上升而上升。因此，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强度不应减弱，而应在重点上有所调整。

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要有利于社会效益的提高。以水利为例，在兴修水库或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同时，要对现有水系统进行改造，建立合理的用水系统，特别是要治理水环境污染和发展农业节水灌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也应转向环境与生态，应高度重视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继续完善水、电、气等服务设施的同时，城市亟需加强对防范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传染病及其它城市灾害的防灾减灾设施和系统的建设。据《2001－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资料估算，到2020年前后，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约需16－18万亿元，相当于每年平均投入8000－9000亿元，占同期GDP的4％。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必须努力改善与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状况。要以改善投资环境为基本目标，营造一个适宜外来投资者开展商务活动、满足公共事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要求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此，要重点加强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到2020年，医疗卫生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应提高到5％以上，全社会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上升到7％左右，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素质和生命健康的需求。

（三）推动具有创新优势的地区和城市群的领先发展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2003年一季度，苏浙沪 15城市构成的长三角实现的GDP达到 4792.7 亿元，占全国的20.3％；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中山、东莞等 9城市组合的珠三角实现GDP为2311.1 亿元，占全国的 9.8％。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两个三角洲更是全国的领头羊。一季度合计出口 551.2亿美元，占全国总量 63.8％；总共到位外资 82.6亿美元，占全国 63.2％。截止2002年底，长三角累计批准三资企业8万家，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进入长三角。长三角具有市场、人才、城市化及科技开发实力雄厚的优势，吸引外资后发优势明显；珠三角则保持着国际化水平较高、高新技术产业初具规模、机制灵活的长处。本世纪前20年，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经济要素和生产力布局向两大“金三角”集聚的趋势还将继续强化。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区域竞争优势的形成在于其拥有强大的集聚和扩散功能。作为区域的经济中心来说，其特点在于以城市的优势环境和条件（服务能力、基础设施、信息交换等）吸引众多企业及社会经济各部门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集聚。同时，由于大量企业、机构的集聚，进而对各种资源要素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增强了集聚能力，也带动和提高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因此，推动具有创新优势的地区和城市的领先投资对于保持国际竞争能力、增强全局经济活力、扩大劳动就业机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四）实现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近几年，国债投资扩张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即使将来长期建设性国债停止发行，中央政府仍然会寻求长效的途径与机制支持西部的开发与建设，如可能采取扩大国家预算内投资支出用于西部地区的份额，以及根据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确立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等办法。为了进一步改善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政府资金仍要重点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建设。但是，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在一定时期之后要作适当调整，要从以建设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为主，转向以改善西部地区的要素禀赋条件为基本目标，促进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形成与转化。今后一段时期，将继续增加西部地区电力、供水、供气、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国债投资，为西部更多的人群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及卫生设施、没有污染的电力和便捷的城市交通系统。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普惠式”的投资方式不可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因此，要增大西部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例如，西安、成都、重庆等城市及周边地区）的财政投资强度，使这些地区尽快发展为西部的经济增长平台，吸引国内外资金、人才的流入。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内部创新因素的培育，对区域内产业进行重组与规模化，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减少对资源的过份依赖和过度开采，减轻生态环境压力。缓解西部地区人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西部开发的关键问题。在大规模封山育林、退耕还草、涵养水源、治理荒漠化的同时，必须解决相关地区的生态移民问题。只有为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寻求新的出路与发展空间，西部生态环境的破坏才会得到根本性的遏制。政府及民间投资的重点可能会适当转向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形成适宜移民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为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创造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