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消费与投资关系的主要模式
多国研究可以揭示一般和普遍规律，但却不能反映特殊和典型意义，也难以看出变化背后的东西。因此，在上文多国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重点分析比较，相关国家在国民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模式、贸易模式、经济体制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特点，因而，在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上也表现出不同的模式。我们这里选择的四个典型国家可以分为三类，即美国模式、日韩模式和以色列模式。
（一）消费与投资关系的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的最基本特点是：消费率长期保持较高水平且呈上升趋势，非政府需求在总需求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40多年间，美国的消费率呈现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而投资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1959-2005年间，在美国支出法GDP中，最终消费率由79%上升到85.8%，消费率共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为81.5%；资本形成率由21%下降到14.4%，平均为19.1%；净出口比率由-0.3%扩大到-5.8%，平均为-1.2%。美国的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以及资本形成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0和0.32。两对变量的相关系数都不高。但是，如果我们分时期考察上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1960年代直到1990年代初，美国每个10年的平均消费率不断攀升，资本形成率则不断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是平均经济增长率也不断下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消费率上升以及投资率下降至少是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美国消费率较高且上升、投资率较低且下降是与其储蓄率较低且下降直接相关的。1959-2005年，美国储蓄率由21%下降到13.5%，平均为18.7%。而储蓄率下降又与私人储蓄增长缓慢及由此引起的私人储蓄占总储蓄比例下降密切相关。1959-2005年，美国总储蓄、私人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分别年均增长了6.9%、4.3%、7.6%和6.2%，私人储蓄年均增幅最低。1959年，美国私人储蓄占总储蓄的25%，1975年、1982年和1992年都曾经达到过42%的高水平，但1992年以后，美国的私人储蓄比率直线下降，到2005年下降到10%左右。
我们将美国私人消费、私人与企业投资合并为非政府需求，政府消费与投资合并为政府需求，考察两者占同期GDP比例关系的变化情况。如表8所示，非政府需求占比由1960年代的76.8%上升到1990年代的84.4%，而政府需求占比则由22.2%下降到18.9%。私人与企业需求在总需求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而政府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趋于下降。在最终消费内部（以最终消费为100），美国的政府消费率先升后降，由1959年的20.7%下降到2005年的18.3%，平均为20.5%；私人消费率先降后升，由期初的79.3%上升到期末的81.7%，平均为79.5%。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的政府消费率偏低，而私人消费率较高。在美国的全部投资中(包括国外投资)，私人与企业投资所占比例显著上升，由1959年的73.5%上升至2002年的116.7%，年均比例为86.1%；政府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下降，由1959年的27.4%下降至2005年的22.2%，年均比例为20.6%。
（二）消费与投资关系的东亚模式
东亚国家大多能够保持较高的平均投资率，相应的其平均消费率较低。在东亚国家中，日本与韩国的消费与投资模式比较典型。1952-2003年间，日本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为67.7%，投资率平均为31.7%。这一时期日本消费率呈现U字形变化过程。1950年代初期，日本的最终消费率高达77%，而到197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低谷的59.7%，20年间下降了17个百分点。到1970年代中期，消费率又逐渐回升至67%，之后大致维持在68%左右，直到1990年代末期，消费率略有上升为72%。日本的资本形成率与消费率变动趋势恰好相反。1950-1970年是资本形成率的上升期，资本形成率由24%上升到峰值的39%左右。自从1957年日本资本形成率达到34%以后，连续24年保持在30%以上。这一时期也是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常年保持贸易顺差，近50年中，只有13个年份净出口为负值。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基本不超过3%，绝大多数年份在1%左右。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小。与美、英两国明显不同，日本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以及资本形成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都比较高，分别达到-0.70和0.70，表明日本的消费率下降以及投资率上升有利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19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增长活力的下降，消费率和投资率都出现反转现象，消费率趋于上升而投资率趋于下降。
一般认为，从1950年代中期到现在，日本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前为高增长阶段，1974-1990年为中度增长阶段，其后至今经济一直处于萧条阶段。这三个阶段日本的需求结构存在较大差异。1973年之前，日本的投资率高达33.5%，而最终消费率则只有65.9%。战后日本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带动了投资需求的增长，加上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先进的管理水平，迅速占领了国内外市场，投资和生产能力长期保持旺盛。这一时期的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1973-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和证券业泡沫使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整个经济受到明显损害。年均投资率也比1973年以前下降了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也因此下降了一个台阶，年均增幅不足1973年之前的一半。1990年以后，日本经济结构问题日益突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失去效果，政府债务大幅度增加，年均投资率也下降到27.8%，同时，最终消费率上升到70.6%，经济增长率则徘徊在1%左右。
1960年代以前，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不发达国家。整个1960-1970年代，韩国实施了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1960年代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1970年代则将经济重心转向汽车、造船、和石化等重化工业的发展，并不断扩大相关产品的出口。投资是支撑这一时期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因而，投资率趋于上升，而消费率逐步下降。又由于国内储蓄明显不足，投资-储蓄缺口通常靠引进外资来弥补，因此，这一时期，韩国的外贸逆差规模较大。到1980年代前期，韩国政府的高增长导向型战略难以避免地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加上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导致韩国在1980年出现少见的负增长。 之后，韩国政府采取了结构调整、市场开放、鼓励私人投资等措施，1986-1988年间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国内储蓄大量增加并超过总投资，国际收支也转为盈余。1990年代初期的私人投资的活跃，使投资率上升到韩国历史的最高点，直到1996年，韩国的投资率都保持在36%以上的较高水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经济是一个沉重打击，1998年以后，韩国的投资率迅速下降，而消费率趋于上升。
根据1970-2003年的数据资料，韩国的消费率也呈现出U字形的变化过程，这与日本非常相似。1970年，韩国最终消费率高达83.9%，之后，稳定下降到1988年的59.7%；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韩国的消费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期，只不过这一次的上升较为平缓，到2003年，消费率回升至68.1%，与1970年代初期的峰值还有相当的差距。1980年代初期以前的十几年，韩国的贸易与服务逆差占GDP的比例相当大，年均达到GDP的6%，因此，在消费率较高的情况下，这一时期韩国的投资率并不低。例如，1974年，韩国的消费率高达79%，而投资率也高达32.2%；1975年，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达到80%和28.7%。这表明国内需求的扩张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国外资金的流入支撑的。1974-1997年，韩国的投资率基本保持在30%以上，而消费率维持在64%左右，这一时期也是韩国的高增长时期，年均经济增速达到7.7%。1998年，韩国的投资率比上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到2003年也只恢复到29%左右；而消费率则显著上升，与1998年相比，2003年韩国的消费率上升了2.5个百分点。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变动也带来了经济增长率的剧烈变化，1998-2003年间，韩国的平均消费率上升了3.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年均经济增长率则下降了2.5个百分点。
（三）消费与投资关系的以色列模式
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需求结构不同的是，以色列在长期保持高消费率的同时，投资率同样较高，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色列长期存在较大幅度的贸易或服务逆差，较大规模的国内需求是靠外资流入和净进口增加实现的。1950-2004年，在以色列支出法GDP中，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年均分别占87.9%、24%和-11.9%。占GDP如此大比例的贸易逆差足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以色列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的判定。因为，如果只从消费率上分析，有一半以上年份以色列的消费率超过了90%，那么，能够留给投资的份额就非常小了；但是，实际上，在消费率超过90%的年份，以色列的投资率同样不低。从投资率与消费率，以及投资率与净出口率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以色列的净出口比例变化对整个需求结构的影响。1950-2004年，以色列投资率与消费率，以及投资率与净出口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0和0.85，后者远远高于前者，净出口率对投资率变化的影响更为显著。（见图9）
在1948年建国初期政治困难的环境下，以色列实施了鼓励大规模进口替代政策来达到自给自足。1962年，该国宣布了新经济政策，确立了出口取向的策略，在投资保证和信贷补贴方面对出口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但是，出口增长只局限于少数大企业，贸易赤字增长仍然很快，而赤字只能通过对外借款得到弥补。1962-1972年间，以色列实际的人均外债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 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以色列可以得到大量外汇援助并相对轻松地得到贷款，因此，该国的利息成本和偿还计划是非常宽松的。当然，以色列政府也在通过多种措施减少国际收支逆差状况，例如：以限制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创造出口扩张能力，以投资担保、税收饶让的方式培养外汇收入或储蓄，每隔几年有计划实行汇率贬值等。
长期的贸易逆差表明一国的投资规模大大超过国内的储蓄水平，从而出现较大的资金缺口。资金缺口通常通过外资流入弥补，在一些国家又以借外债为主。以色列有其特殊情况，但是，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这种对外债过度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则可能成为债务危机发生的基础。如果流入的外国资本不是被用来投资于生产领域，以带动对贸易品的需求，特别是增加对资本品的进口；而是被用于消费领域，则会推动对非贸易品需求的增长，刺激原本已经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同时，还会限制国内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而使经常帐户持续恶化。所以，对于在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家信用状况较差的发展中国家来讲，依靠较高的逆差率实现高消费与高投资的模式风险很大。
四、几点结论
1．我们很难为消费率找到一个统一的、合理的标准，这个标准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由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发展模式等多种因素存在差异，因此，各国消费率及其变动千差万别而缺乏规律。虽然我们拥有长达几十年的、第一手的数据资料，但是，不能否认这一时间间隔还是太短暂了。可尽管如此，纷繁的数据资料统计分析仍然能给我们提供某些带有趋势性的启示。
2．根据洲际平均水平分析，消费率较高的并不是经济发达国家以及经济最具活力的亚洲国家，而恰恰是经济最为落后以及经济波动较大的非洲和拉美国家。我们是以前者为参照系，还是以后者为标准呢？一些传统观点与比较方法喜欢拿中国的消费率与发达工业国相比较，以断定中国的消费率的高低，现在看来并不合适。因为从发展阶段上讲，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两者之间消费与投资模式与比例肯定会大不一样。
3．多国的长期比较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尽管这种方式也不能发现所谓的“标准”，但是，它考虑到了不同收入水平和发展模式，也即不同类别国家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变化特征，因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确定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合理变动范围。国际经验表明：消费率平均保持在60%以上是普遍的，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1980-2005年间，中国年均消费率为61.1%，从长期趋势看还是可以接受的。消费与投资比值畸高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和摆脱贫困；以达到的收入高低考察，消费与投资比值在3.3左右比较合理，此时的人均国民收入最高；而要达到增长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双高，则必须维持较低的消费与投资比值。
4．比较研究说明，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两者存在反向运动趋势。也即消费率越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高；而消费率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低，消费率较高的国家不利于保持较高增长水平。各国平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要比平均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更为清晰。根据散点图作出的趋势线明显向右上方倾斜，即投资率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相应也会较高。收入增长会引起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在不同收入水平下，消费率会出现显著的变化。根据各国人均国民收入与平均消费率的散点图，总的来说，随着国民收入的下降，消费率趋于上升，两者存在反向运动趋势。
5．从理论上讲，如果一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消费率将下降或保持较低水平；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有利于提高消费率。但是，国际经验比较并不完全支持上述结论。基尼系数较高，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消费率反而较高；而基尼系数较低，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消费率反而较低。随着社保程度的提高，平均消费率反而趋于下降。有关贫富差距和保障程度对消费率的影响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上的差异性，提示我们还不能想当然地对消费率变化的合理性做出解释。还是要针对一国的具体情况，做出具体分析。
6．不同国家消费与投资比例的变动趋势存在较大差别。工业化国家的消费率较为平缓，波动不大；非洲国家消费率有向上变动的趋势；亚洲国家消费率则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态势；中东国家消费率大起大落；拉美国家消费率总体变化不大，但在不同时间段有一定的波动。从经济增长活力和已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两方面综合考虑，消费率的下降要比消费率上升和消费率持平更为有利。
7．最终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及净出口三个部分。我们在研究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时，常常将净出口的作用忽视了。全球有30%左右的国家贸易和服务逆差比率很高，这使它们中的许多国家可以实现消费率与投资率双高，其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超过储蓄的部分通过国外资本流入得到弥补。因此，最终消费率的高低并不取决于资本形成比率的高低，反之也亦然，两者并不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单纯用消费率高低判定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片面的。但是，这种过度依赖外资（外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投资过热和债务危机发生的基础。长期高消费率、较高投资率并存可能反映了一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
8．多国经验表明，中东国家的政府消费水平非常高，政府消费率达到31.6%，竟然高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一倍左右。工业化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政府消费水准也比较高。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较高既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社会福利较好的表现，也可能是政府过多占用与滥用社会资源，导致贫困的根源。拉美和亚洲国家的政府消费率明显较低。由于从全球范围来看，拉美和亚洲国家更具增长活力，因此，保持较低的政府消费率应该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