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需求结构变化

宋  立

    摘要：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有可能因为缺乏新的增长点陷入中期低迷，导致中国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国后危机时期的经济发展取决于需求结构决定的动力结构转换和新动力机制形成，内需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短期来看，基础设施投资等公共投资是经济止跌企稳的主要力量，住行相关投资与消费则是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中长期来看，城乡消费升级和与结构调整相关的设备投资等是长期快速稳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强劲的消费需求拉动下，中国经济将在中期保持中速增长，但长期发展因为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此，必须进一步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同时加大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力度，推动经济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转变。

    一、后危机时期经济增长取决于动力结构转换和新动力机制形成

    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加速阶段。1979-2008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9.8%，既高于中国历史平均水平,也高于主要国家同期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改革以及由此带动的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1991-2008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3%。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等有利因素,尤其是国际化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快速增长周期。虽然前期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后期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等不利因素，但2001-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10.2%的水平，经济波动幅度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越来越好，较长时间呈现出高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的合意局面。其中，2003-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11.02%，仅次于1992-1996年的12.44%，是第二个连续5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10%以上的繁荣周期。

    2003-2007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推动的出口产业链群和工业化、城市化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行相关产业链群拉动。在多种因素的有利拉动下，2003-2007年经济增长基本上围绕潜在增长水平，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过热的压力，不得不通过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进行适度调控。中国2008年以来的经济下行是市场机制的周期调整、前期总量紧缩和结构调整政策作用，及其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相互叠加、交互作用的结果。2006年以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整和前期紧缩政策的共同作用，引发了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链群发展减速，包括出口退税在内的结构调整政策则引发了出口相关产业链群的下行调整，从而经济增长从11%以上的高速区间向围绕潜在增长率的9-11%的中速区间回归。如果没有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将保持在比较合意的适度（中速）增长区间。但国际金融危机意外而巨大的冲击，使得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到9%以下的低速区间。

    从1998年以来需求结构变化趋势来看，对应于经济景气循环变化，三大需求的贡献率发生了三个明显的阶段性“轮动”变化。最终消费贡献率从高位逐步下降并稳定在40%左右，资本形成贡献率在前期积极财政政策和后期稳健财政政策的交替作用下先升后降，净出口贡献率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等因素推动下逐步提高。近年来（2005-2007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基本上保持2：2：1的格局。从2001年开始的投资快速增长及资本形成贡献率上升（50.1%～55.3%）是中国摆脱东亚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而2005年之后外需快速增长及净出口贡献率`（24.1%～19.7%）上升则是前几年经济过热压力的主要原因。

    危机不仅使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稳定增长面临巨大挑战，也使“出口—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并进而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遭遇困难，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难度加大、经济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性受到冲击，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度增加。由于技术创新周期的原因，近中期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世界经济不可能重现90年代依靠信息技术创新带动的快速增长。危机过后短期甚至中期内世界经济将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动力机制，而保持低速增长格局，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下降，不仅将是中国短期面临的挑战，也将在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持续影响到外需的中长期变化，外需贡献逐步下降将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因此，无论从应对金融危机的短期需要来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外部环境来看，外需市场也许已经到达了某种的转折点或极限，将影响中国出口增长及由此形成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动力模式。虽然危机过后出口增长有可能回归中速、难以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中长期来看，虽然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仍然处于波动之中，但净出口占GDP比重将逐步缩小到2%～3%，甚至更低水平。

    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外需和恢复，另一方面或者说关键更重要的取决于内需的扩大。如果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恢复缓慢，必然导致中国外需和净出口贡献率下降，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将难以及时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靠内需。近十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稳定，基本上保持在4-5个百分点。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变化则比较大，可以通过调节政府投资加以改变。在消费贡献率难以有效提高的情况下，恢复经济增长将不得不重新依靠投资和资本形成的贡献，经济复苏将取决于投资驱动模式的重新加速，投资驱动模式的重新加速决定中国经济复苏时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力量，而投资则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回升复苏的希望所在。

    二、内需将逐步成为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外需剧减并有可能长期回归中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与发展，必须也只能越来越依靠内需拉动。从内需发展及其结构变化来看，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是短期抵御外需下降、保障经济止跌企稳的主要力量，而与城市化相关的房地产等投资则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量。长期来看，消费需求将逐步成为内需的主要力量，同时，与工业化、信息化和结构调整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投资也将逐步成为中长期内需的重要力量。由于及时出台了力度比较大的扩大投资计划，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复苏。据此判断，中国经济中期趋势相对看好，复苏之后保持快速增长的可能性比较大。但由于世界经济前景和中国经济的内在制约，中长期仍然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可能影响可持续性，复苏后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延续前几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格局，近中期内保持9%左右中低速增长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在中长期周期内能够在技术创新、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则有可能逐步实现从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的集约式增长转变，并出现新的高于9%的快速增长周期，否则将中长期发展并不乐观。

    （一）投资拉动模式的重新加速决定中国经济复苏时间与强度

    从国内需求来看，经过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东部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已经基本过去。经过本轮积极财政政策，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达到一定的程度。预计国内经济调整期结束时，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基本完成，城市化相关的投资将趋于递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降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投资与消费的相对关系将发生质的变化，消费的拉动作用虽然将缓慢上升，有可能在短期内难以弥补投资作用的下降的份额，内需可能因此有一个减速时期。中国经济虽然从中周期角度来看继续向好，但增长潜力可能趋于下降，难以再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回归中位增长区间的可能性比较大。

    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业构成以制造业、房地产业和能源、运输和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等为主，其中，占出口总额95%的制造业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高达30%。虽然制造业出口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近年来基本保持在22%-23%水平，但从投入产出表来看，制造业出口占最终使用的比例接近50%。只有房地产业租赁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餐饮业、运输邮电业和电力热力水生产供应业等行业国内需求所占份额在50%以上。经济复苏只能寄希望于房地产业及能源、运输和环境保护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恢复。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将主要发挥稳定作用，即抵消外需下降对投资的下拉影响，保障经济止跌企稳。经济回升主要取决于放地产投资和包括制造业等的其他行业投资拉动，房地产、汽车和通讯等热点领域的投资恢复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二）住行相关投资消费和制造业设备投资决定中期增长格局

    中长期而言，重要的不是何时复苏而是复苏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各国应对危机政策不仅包括短期应急措施，也包括了中长期发展措施，且日益将政策重心转移到中长期措施上来。

    1、房地产业恢复发展是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和复苏标志

    从周期角度来看，中国复苏后中期发展取决于住行等领先行业恢复发展和与结构调整相关的“去产能化”及设备更新投资。住行相关行业是引领复苏的重要力量，也是复苏后持续增长的稳定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住宅产业的恢复发展决定中国经济的真正复苏。住房产业在恢复后的发展无疑是中周期初期发展中的重要驱动力量，住房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为新一轮经济周期提供基础性的稳定增长源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后的政策调整与公共投资增加，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有助于住宅相关产业恢复发展，中国房地产市场虽然进入了调整期，但没有遭受美国式的重创，因此，随着库存调整的到位，住行等领先行业的消费和投资将逐步恢复发展，并带领中国经济率先复苏。

    2、与结构调整相关的设备投资是复苏后中期发展的决定力量

    与结构调整相关的产能调整和设备更新投资将是中周期新的发展动力所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投资将在住行相关行业投资恢复的基础上，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尤其是加速力量，保证中国在中周期内可能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实际上，作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完成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途径，设备投资既与中国出口结构调整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密切相关，也是中国实现增长方式转变，防止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结构调整、产能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将部分过剩的生产能力从服务外需向服务内需调整，使生产能力、供给结构与国内外新的需求结构的相适应。“去产能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关停动作，而是与并转相关的动态过程，是失去需求的传统产能的削减和对应新需求的新产能产生过程。我们目前新的需求结构是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资本品投资，事实上各国经济刺激计划相关的派生的需求都以资本品投资为主，但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以服务外需的消费品生产为主。要抓住眼前的巨大需求渡过难关，并在危机中焕发活力，必须将生产能力逐步调整到可以有效服务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本品生产能力上来，以替代国外进口减少外溢作用，尽可能把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内化在国内。为此，需要逐步从现在的库存调整、兼并重组等需求升级或需求转换的技术改造等设备投资推进，但能否借此次危机机遇，在设备更新、结构升级甚至自主创新、技术进步方面有所突破，目前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提升消费需求是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完成后中长期扩大内需的关键

    现阶段面临的供求结构矛盾能否顺利解决，虽然可能不会严重影响短期和中周期，但如果在长期中表现出来，甚至成为发展的瓶颈。从需求角度来看，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调整十分重要。伴随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完成，投资的贡献空间在缩小，资本性支出成为投资的主要突破口，消费能否真正发展起来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无论是短期经济恢复还是长期可持续发展，将不得不也只能主要依靠内需。短期内扩大内需将只能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同时适度扩大消费需求，中长期则应该也可以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因此，提高消费比例、所谓“去储蓄化”是中长期发展的艰巨任务。消费增长受制于许多因素的制约，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变化。就一般规律而言，在人均收入3000美圆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大额消费将逐步从小众消费发展成为大众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但从各国经验来看，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并不必然如此。日本和德国早已是发达国家，但国内消费需求仍然增长有限，不得不继续依靠外需和对外投资。短期来看，经过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基本完成，城市化相关的投资将趋于递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降低，投资与消费的相对关系将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如何在扩大消费方面没有大的突破，由于消费的拉动作用上升比较缓慢，有可能在短期内难以弥补投资作用的下降的份额，内需可能因此有一个减速时期。中长期来看，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卫生、教育体制改革等进展如何，将极大地影响消费比例的提高。

    四、宏观调控要从短期应急需求管理转向供需并重的结构调整

    在强大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以稳定经济为目标的短期应急管理政策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的止跌回升主要是政府投资推动的外生性增长，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经济复苏既不稳固也不均衡。因此，必须及时将进行政策转换，从短期应急政策转移到长期发展政策方面来，将政策重点从保增长转移到调结构方面来，着眼于“化危为机”，实施中长期政策与改革措施，运用供求互动政策推动调整结构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内生性经济增长机制形成。扩大内需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短期应急需要，更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长远战略需要。由于投资相对于消费属于快变量，且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比较直接，因此，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回升的过程中，扩大投资尤其是与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成为首选目标。长期来看，消费需求以及与工业化、信息化和结构调整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投资也是中长期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向。

    （一）扩大投资需求是近中期扩大内需关键和长期扩大内需重点

    扩大投资需求既是近中期扩大内需的重点，也是中长期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扩大投资需求，近中期要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稳定增长，长期来看需要致力于投资结构优化。由于外需持续下降，短期内扩大投资需求只能扩大与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和房地产等市场性投资。与工业化、信息化和结构调整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投资应该作为中长期扩大投资需求、优化投资结构的重点。

    （1）近期要致力于扩大城市化推动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业结构来看，制造业、房地产、物流及水电煤气等基础设施领域是近年来中国投资的热点。除制造业服务外需的比重比较大之外，房地产、物流及水电煤气等主要服务内需。因此，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作为政府直接投资是短期内抵御外需下降、保持经济稳定的第一动力源，应该也已经成为短期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主要服务内需的房地产等市场性投资是继政府公共投资之后扩大投资需求的重点和保持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回升的第二波推动力（即中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应该成为近中期扩大投资的重点。长期来看，扩大投资需求、优化投资结构的重点应该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密切相关、能够有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开发投资和设备更新投资。适应投资重心向设备更新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的转变，应该将制造业、信息产业、科技、环境以及社会事业与公共管理等作为投资重点，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努力优化对外需的供给结构，稳定外需市场份额、提升外需层次。

    （2）中长期要扩大与结构调整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更新投资。从投资结构来看，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建筑安装比例逐步下降、设备更新及研究开发等投资比例逐步提高既是长期趋势，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随着新的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成，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告一个阶段，与城市化相关的投资将趋于递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降低，投资与消费的相对关系将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配合结构调整尤其是产能调整，投资需求结构将发生一定的变化，建筑安装投资等比例将有所下降，设备更新、研究开发等投资比例将逐步上升。作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完成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途径，设备更新等投资将是中国经济中周期新的发展动力所在，在住行相关行业投资恢复的基础上，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尤其是加速力量，保证中国经济在中周期内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不仅如此，设备更新等投资与中国出口结构调整升级和消费升级密切相关，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也对中国实现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防止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扩大消费需求是长期扩大内需、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

    长期来看，扩大消费需求、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是中等收入阶段扩大内需的关键。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将逐步提高，消费需求将持续保持稳定上升趋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

    （1）提升消费需求是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完成后中长期扩大内需的关键。进入人均收入3000美元阶段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住房、汽车等大额消费将逐步从小众消费发展成为大众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经过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基本完成，城市化相关的投资速度将趋于减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降低，投资与消费的相对关系将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消费的拉动作用上升比较缓慢，如果在扩大消费方面没有大的突破，有可能在短期内难以弥补投资作用下降的影响，内需可能因此有一个减速时期。为了保持内需从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必须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短期应急措施，更是中长期扩大内需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换代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途径。从现阶段中国消费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城镇居民在完成了从衣食消费向住行消费的过渡之后，正处于住行消费的推广阶段，加速推进住房、汽车等大额消费，同时完成家电消费的升级换代。农村居民收入已经提高到了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90年代中期以来在城镇发生的家电和通讯消费革命将在农村地区以略为缓慢的速度复制。在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推动下，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住宅建设热潮已经过去，已经或即将迎来家电消费的普及热潮和电脑等通讯产品的推广大潮。进一步促进城乡居民增加消费，必须在稳定现有消费需求的同时，促进消费热点回升，同时要逐步拓展消费空间，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带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近期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城镇的住房、汽车、通讯、旅游休闲等热点消费，同时推广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家电等消费、推动城乡低收入家庭消费升级换代。中长期来看，要在稳定城镇居民住行等消费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旅游、休闲、健身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同时，要通过“电脑下乡”推动农村的电脑等信息产品消费、厨房革命以及汽车消费等发展型消费，带动城镇居民消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