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方面超过了1929年大危机的影响，但由于主要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比较健全并及时出台了有效的紧急救援和应对措施，世界经济不会陷入1931-1934年式的大萧条。然而，技术创新在短期内难以出现重大突破，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和世界经济有可能在中期内陷入如同20世纪70年代一样的徘徊局面，我国出口导向模式及由此形成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模式面临挑战。后危机时期我国近中期经济发展趋势取决于新动力机制的形成和动力结构的转换。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作用是止跌企稳，经济复苏需要内需导向的自主性增长机制驱动。虽然我国经济有可能率先复苏，并在中期内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但面临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一、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展望

    （一）次贷危机是长期失衡的美国经济进行中期调整与第三次全球化收益递减相互叠加的结果

    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表现是金融监管缺位情况下金融过度创新和自由化的风险暴露，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需要自我循环、过度发展的直接结果。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次贷危机是美国经济长期失衡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周期角度来看，则是在全球化收益递减背景下美国经济进行中周期调整的结果。

    世界经济战后60年的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是以两个半球化为特征的第二次全球化过程，80年代以来是市场经济发展时期，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亚洲、拉美新兴市场经济起飞，冷战结束后前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体制转轨，转轨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开始了第三次全球化也是真正和全面意义的全球化过程。除了60年代后期等个别时期之外，世界经济增长基本上与美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同步特征，美国经济作为头号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比较明显。 

    从美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战后60年美国经济发展同样划分为两个中长周期，经历了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三个长达十年的中期繁荣，以及70年代后期及近年来的两次短期繁荣。如果说80年代以来放松管制和电子信息技术革命等分别是1982-1990年长达92个月持续繁荣和1991-2000年新经济繁荣的推动因素的话，那么第三次全球化第一波浪潮则是近年来房地产及衍生品市场繁荣的推动因素。2000年以来，在支撑美国第二次中长周期的技术因素的作用递减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网络泡沫破灭和“9.11”冲击，美国不得不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实际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既是应对短期冲击、防止经济衰退的客观需要，也是美国经济长期失衡情况下保持稳定增长的必然要求。持续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与第三次全球化推动的国际资本流入结合，既促生了房地产及衍生品市场的繁荣与泡沫的形成，也带来了新的短周期的经济增长。

    事实上，美国经济长期以来储蓄不足，消费过度，形成了以低储蓄、高负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储蓄不足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外部资本（储蓄）和商品输入。20世纪80年代主要依靠日本的资本和商品输入，90年代主要依靠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则主要依靠我国资本和商品输入来平衡。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比较大的经济体而言，依靠国外储蓄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的关键是将国外储蓄转化为国内消费，为此，以房地产金融为依托的“资产型储蓄”模式应运而生，一方面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并吸引外部资本持续流入，另一方面通过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创造“资产型储蓄”带动消费增长，从而将实体经济失衡和房地产及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联系起来。由于没有重大技术创新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2000年以来美国经济的短期繁荣主要通过将转轨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纳入美国主导的新分工体系，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统一市场的全球化收益。在能够进入新分工体系的国家已全部纳入，第三次全球化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其资本日益支配其他国家的同时，不得不依靠其他国家的商品进口，其成本收益格局发展了逆转，全球化推动的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因此趋近极限。在此背景下，房地产市场价格开始下降，依靠全球化支撑、建立在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基础上的“资产型储蓄”模式难以为继，最终以金融危机方式进行强制调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次贷危机是第三次全球化的危机，是全球化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的强制调整。

    （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超过1929年西方世界大危机，但不会引发30年代式的世界性大萧条

    1、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比1929年大危机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无疑是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不仅远远超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发展的拉美、东亚和前苏联东欧等新兴市场和转轨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超过了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在一定意义上也超过了1929年大危机，是全球化背景下第一次真正全球或世界性金融危机。

    （1）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波及范围明显及对世界贸易的冲击超过1929年大危机。1929年大危机确切地说实际上只是西方世界的国际性经济危机，并未真正影响到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前苏联。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主导的第三次全球化进程迅速推进，不仅东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全面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前社会主义也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并最终确立了美国作为全球经济而不仅是西方世界火车头和领导者的地位。因此，美国次贷危机不仅迅速扩散到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也迅速蔓延到新兴市场国家、转轨中国家及一般发展中国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或世界金融危机。正因为如此,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对外扩散及其程度的不断加深，世界贸易量出现了加速下降的态势，下降幅度明显超过了1929年危机期间同一时期下降幅度，次贷危机发生第10月的世界贸易下降水平已经超过了1929年危机期间第20月的下降水平。

    （2）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在虚拟经济空前发展、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金融危机，对金融体系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冲击超过1929年大危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金融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以金融服务业等为主的生产者服务业迅速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方式，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逐步由经济需求拉动金融发展向金融供给推动经济发展转变。90年代金融自由化以来，西方国家金融发展迅速，虚拟资本规模迅速扩大，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并出现了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需要过度发展、自我循坏的情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达国家资本开始进入转轨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并通过其发达的资本市场吸引全世界的储蓄和金融投资，形成了金融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而产业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流动，并支配全世界的经济活动的格局。在此背景下，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尤其是破坏作用不可低估。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全球股票市场的下跌幅度大大超过了1929年危机时期的相同发展阶段。次贷危机发生10个月内全球股票市场下降幅度已经接近1929年危机时期第28个月下降幅度。

    2、由于各国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健全，对金融机构救援比较及时，世界经济不会发生1930年代的大萧条，但有可能陷入70年代的中期低迷局面

    （1）相对健全的宏观管理体系和及时有效的危机救援措施是避免陷入大萧条的制度保障。有关权威学者的研究表明，1929年危机发生以来的货币紧缩和信贷紧缩是大危机转化为大萧条的关键，如果没有错误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和银行体系的信贷紧缩，危机就可能在1930-1931年复苏而不会演化成大萧条。在汲取了1929-1933年大危机教训之后，目前不仅已经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宏观管理体系，并采取了及时和各国协调一致的救援行动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防止货币和信贷紧缩的发生。次贷危机发生5个月时主要国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已经达到了1929年危机发生第13个月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基本可以判定，虽然金融危机本身及其对贸易和资本市场的影响超过了1929-1933年危机，但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及时的救援措施，基本上可以避免货币和信贷紧缩，从而大萧条的发生。

（2）由于缺乏新的增长点美国及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70年代式的中期低迷。由于美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没有技术创新支持，单纯依靠全球化收益支持，由此形成的美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属于比较典型的依靠分工体系扩展和市场规模扩大的“斯密增长”。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期持续繁荣则属于具有制度和技术创新支持的“熊比特增长”，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时期无论增长速度还是持续时间明显弱于前两轮增长，呈现比较典型的“倒V”而不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倒U”繁荣轨迹。虽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危机对工业生产的影响与1929年危机初期的情况比较接近，但由于各国货币政策的及时扩张，如果银行不出现严重的信贷紧缩,并对总需求形成严峻抑制,全球产出下降将不会持续,大萧条基本可以避免。由于近十年美国已经相继出现了网络股和房地产及衍生品市场泡沫的破灭,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发展不可能再通过资本市场和资产价格上涨来驱动,只能取决于技术创新从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已经将新能源作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突破口，但由于技术创新周期的原因，近中期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并大规模产业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不可能重现90年代依靠信息技术创新带动的熊比特式集约增长,有可能进入类似70年代的调整时期。虽然由于新兴市场经济的强劲增长,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与美国经济增长轨迹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分离,但总体来看,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形成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与美国总需求的强劲带动具有密切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建立在美国过度消费的基础上。虽然新兴市场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内生性、自主性增长，但整体上难以与美国经济脱钩，因此，世界经济仍然基本上与美国经济存在比较明显的同步特征。正如1929年美国经济陷入萧条带动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一样，目前的情况是美国经济不陷入1929年大萧条，世界经济就不可能陷入大萧条。但如果美国经济没有走出衰退或徘徊局面，世界经济也难以走出低迷状态。

    二、关于我国近中期宏观经济基本走势的几点判断

    观察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宏观经济基本走势，重要的不仅是看何时复苏、谁先复苏，更要看复苏后的中期乃至中长期发展趋势。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我国出口导向模式及由此形成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模式面临挑战。后危机时期我国近中期经济发展趋势取决于新动力机制的形成和动力结构的转换。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作用是止跌企稳，经济复苏需要内需导向的自主性增长机制驱动。虽然我国经济有可能率先复苏，并在中期内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但面临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一）我国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机制面临中期挑战

    虽然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方向和基本进程没有改变，但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的动力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

     1、世界经济将因为缺乏新的增长点而在近期和中期内持续低迷

    2000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是在没有重大技术创新带动情况下，通过东欧、东亚和拉美地区的转轨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纳入美国主导的新分工体系，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统一市场的过程，由此形成的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属于典型的依靠分工体系扩展和市场规模扩大的斯密增长。由于现阶段能够进入新分工体系的国家已全部纳入，第三次全球化进入收益递减阶段，发达国家的成本收益格局发展了逆转，全球化推动的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因此趋近极限。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第三次全球化危机，是全球化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的强制调整。虽然美国已经将新能源作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突破口，但由于技术创新周期的原因，近中期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世界经济不可能重现90年代依靠信息技术创新带动的熊比特式集约增长。因此，危机过后短期甚至中期内世界经济将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动力机制，而保持相对低迷状态，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2、国际金融危机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叠加导致我国出口将面临较长时间的困难

与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不同，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我国出现严重的负收入效应，也面临一定程度的正负替代效应。虽然由于发达国家消费能力下降，我国产品相对竞争力有所提高，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对发达国家产品的替代机会，但同时也面临比后发新兴市场国家替代的威胁。我国的正替代主要是对发达国家产品的替代，而被替代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被其他新兴市场所替代。总体替代效应可能为负，与负的收入效应叠加的影响不可低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如果美国消费下降5%，我国出口将不是简单下降15%，而有可能大于15%。可以判断，我国出口不振局面将一直延续到危机之后，在欧美和新兴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稳定回升之后，对我国的出口增长才能真正恢复。由于美国消费行为不可避免的调整，我国出口产品的外部需求将相应下降，因此，出口虽然将仍然可能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无论如何将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3、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驱动重新加速决定我国经济复苏时间

    1998年以来，对应于经济景气循环发展变化，三大需求的贡献率相对发生了三个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从2001年开始的投资快速增长及资本形成贡献率（50.1%～55.3%）上升是我国摆脱东亚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而2005年之后外需快速增长及净出口贡献率（24.1%～19.7%）上升则是前几年经济过热压力的原因。由于外需下降净出口贡献率可能转负，在消费贡献率难以有效提高的情况下，恢复经济增长将不得不重新依靠投资和资本形成的贡献，经济复苏将取决于投资驱动模式的重新加速。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以制造业、房地产业和能源、运输和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等为主，其中，占出口总额95%的制造业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高达30%。虽然制造业出口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近年来基本保持在22%-23%水平，但从投入产出表来看，制造业出口占最终使用的比例接近50%，而制造业中50%服务于出口。因此，经济复苏只能寄希望于房地产业以及能源、运输和环境保护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恢复。

    （二）我国经济虽然将率先复苏但中期发展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1、政策扩张与领先行业周期性调整决定我国经济将于近期见底

    短期经济走势发展取决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政策调整效果，主要力量是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和在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中处于领先状态内需相关产业库存调整的对比。政策调整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主要发挥止跌的稳定作用，领先性行业投资恢复则是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目前来看，由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破坏，一方面面向内需的领先行业的周期性调整基本触底并逐步反弹。在燃油税改革等措施的推动下汽车消费开始恢复。住房及相关产业经历两年多的下行调整，在市场和政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目前看来已经基本到底。另一方面政策调整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已经初步显现，领先指标陆续开始恢复。扩张政策形成的上行力量正在逐步加大，并开始对市场预期产生积极的稳定作用。据此判断：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已在转换之中，新的驱动力量正在逐步形成，我国经济下行调整将于近期最迟在2009年中期基本见底。

    2、我国经济虽将率先复苏但在中期内保持中低速增长格局

    中长期而言，重要的不仅是何时复苏更是复苏后的发展。我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复苏后的中期发展取决于住行等领先行业恢复发展。住行相关行业的恢复发展，不仅将是引领复苏的重要力量，也是复苏后持续增长的稳定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住宅产业的恢复发展决定我国经济的真正复苏。我国房地产市场虽然进入了调整期，但没有遭受美国式的重创，因此，随着库存调整的到位，住行等领先行业的消费和投资将逐步恢复发展，并带领我国经济率先复苏。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前景限制和我国经济内在原因，我国经济的中期和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面临多个不确定性，因此，复苏后的我国经济将难以再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近中期内保持9%左右的中低速增长态势的可能性比较大。

    3、我国中期和中长期经济发展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1）与结构调整相关的设备更新投资是复苏后中期发展的决定力量。与结构调整相关的产能调整和设备更新投资将是中周期新的发展动力所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投资将在住行相关行业投资恢复的基础上，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尤其是加速力量，保证我国在中周期内可能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实际上，作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完成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途径，设备投资既与我国出口结构调整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密切相关，也是我国实现库兹涅茨增长向熊比特增长转变，防止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但我国能否借此次危机机遇，在设备更新、结构升级甚至自主创新、技术进步方面有所突破，目前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2）出口导向模式升级、替代发达国家产品是稳定外需、实现内外均衡的关键。在国际金融危机情况下扩大内需是基本方向，但外需也不可忽略或轻易放弃。但在全球经济减速的背景下，我国既面临外需规模缩小问题，也面临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被落后新兴市场国家替代问题，因此，稳定外需只能在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争取替代发达国家等方面突破。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预示着我国出口导向模式到了调整的关键阶段，需要实现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从过去的替代新兴市场产品转变为替代新兴工业化和发达国家产品。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虽然发达国家市场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替代机会，但难度比较大，能否突破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必须把短期稳定外需和长期外需结构调整结合，同时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结合。

    （3）消费需求提升是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完成后中长期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人均收入3000美圆阶段，虽然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大额消费将逐步从小众消费发展成为大众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经过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基本完成，城市化相关的投资将趋于递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降低，投资与消费的相对关系将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如何在扩大消费方面没有大的突破，由于消费的拉动作用上升比较缓慢，有可能在短期内难以弥补投资作用的下降的份额，内需可能因此有一个减速时期。